鄭和下西洋見證了中國古代海洋探索的輝煌
在人類文明史上，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文明。古代文明間的交往互動，主要有賴于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。漢代張騫通西域，其重大意義在于為陸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。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辟新時代的正是 鄭和下西洋見證了中國古代海洋探索的輝煌的詩文(0篇)
在人類文明史上，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文明。古代文明間的交往互動，主要有賴于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。漢代張騫通西域，其重大意義在于為陸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。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辟新時代的正是鄭和下西洋。中國古代向西方的尋求，可謂源遠流長。亞歐大陸的大河與平原，孕育了偉大的文明，而在諸文明如中國文明、印度文明、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，自古就具有一種互動的關(guān)系，只不過互動的中心一直在亞歐大陸的交通上。
自古以來，大陸為文明間的交往提供著便利，沿著陸上的道路，東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，持續(xù)不斷地接觸、互動和融合，歷時數(shù)千年之久。“西域”一詞最早出現(xiàn)在《史記》中。根據(jù)《史記》的記載，這一詞匯出現(xiàn)在張騫生活的時代。所謂張騫“鑿空”西域，是以國家行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暢達，由此“西域”得到極大的彰顯。此后廣義的西域，所指就是亞歐大陸上幾大文明的接合處，也就是東西方文明的匯合之地，當(dāng)時文明互動的中心。就狹義而言，西域是一條通道，一種途徑，是通往西方的必經(jīng)之路。西漢張騫“鑿空”西域，東漢甘英身至波斯灣頭望洋興嘆，東西方文明匯聚之地定于西域，也即亞歐大陸，歷時上千年不曾發(fā)生改變。
盡管漢代已開始了向南海的探尋，但是相對陸路交往，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，自漢代開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徑。唐代以后，雖然海路有了很大發(fā)展，但也沒有發(fā)生海路交通上升為不可逆轉(zhuǎn)的東西方交往主要途徑的改變。最有力的例證，來自成吉思汗以軍威建立的橫跨亞歐的蒙古帝國，當(dāng)時海陸交通并舉，尤其陸路交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暢達程度。馬可·波羅自陸路來華，自海路返回。明初吸取元朝窮兵黷武的歷史教訓(xùn)，派出大規(guī)模使團時也是海陸并舉。洪武年間陸路出使有傅安等人，海路出使有劉時勉等人；永樂初年陸路有陳誠等人，海路有鄭和等人。
然而相對海路而言，陸路卻顯然遜色多了。對于海路功績的認識，有詩為證。明宣宗詩曰：“似聞溟海息鯨波，近歲諸番入覲多。雜還象胥呈土貢，微茫島嶼類星羅。朝廷懷遠須均及，使者敷恩合褊過。莫憚驅(qū)馳向遼遠，張騫猶說到天河。”（《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》卷二十二《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剌諸國》）以詩證史，我們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將下西洋與張騫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。事實也確乎如此，正如通西域一樣，下西洋是以國家行為使海上道路暢達，由此，“西洋”在中國社會得到極大的彰顯。
正如張騫的名字永遠與西域聯(lián)系在一起一樣，鄭和的名字也永遠與西洋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“西洋”一詞，在中國史籍中最早出現(xiàn)在元代，以東西洋并稱。明初修《元史》，沒有出現(xiàn)此詞。詞匯涵義的演變和凸顯，是在鄭和下西洋時代。其后“西洋”新名詞出現(xiàn)，不僅廣泛流行于社會，而且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(qū)別。狹義的“西洋”，包括鄭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灣、紅海和東非一帶；廣義的“西洋”，則形成一個象征整合的意義，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國、外國之義。此后，明朝人甚至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也稱作“旱西洋”。下西洋賦予的“西洋”一詞的新義，即使在后來西方人東來后也不過是引申義更擴大了范圍而已，經(jīng)歷了幾百年，至今仍然流行于我們生活的現(xiàn)代社會。“我們的語言就是我們的歷史”，下西洋的深刻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。
經(jīng)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(guī)模、也是持續(xù)時間最長的國人走出國門、走向海洋的大航?；顒?，“西洋”凸顯，對“西域”形成了壓倒優(yōu)勢,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斷上升，出現(xiàn)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轉(zhuǎn)的變化。此后，中國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強勁的態(tài)勢，決不是朝廷一紙禁海令所能阻隔的。這里還涉及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，那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興起以后，即使在它極為興盛之時，也沒有多少國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，絲綢之路上的中外交往，自古以來就是以外人來華為主。陸上絲路的象征符號是駱駝和胡人，這是最好的證明（參見齊東方《絲綢之路的象征符號——駱駝》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4年6期）。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徑，情況就更是如此。迄明代以前，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數(shù)，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，宋代出洋人幾乎不見有名姓者流傳下來，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跡才見流傳下來。
明初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馬歡，在他的出使記錄《瀛涯勝覽》中記載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場景，七下西洋人數(shù)最多時達到二萬七八千人，頻繁的出使無疑使更多國人了解了海外。下西洋后，“春花無數(shù)，畢竟何如秋實”，民間私人海外貿(mào)易很快興起，沿海人民開始較大規(guī)模走向南洋，留居海外的中國沿海居民日趨增多，他們參與了開發(fā)南洋，并為此作出了重要貢獻。而這一切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正是史無前例的大規(guī)模海上活動——鄭和下西洋肇其端的。人類文明史的里程碑
人類歷史發(fā)展到15世紀初，隨著科技的發(fā)展，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(yōu)越性，貿(mào)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愿望所在。明王朝建立后，以強盛國力為后盾，鄭和七下西洋，持續(xù)近30年的航海經(jīng)歷，為人類交往打破相對分散和隔絕狀態(tài)，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(zhuǎn)折的重要一步；作為人類交往史上從陸向海轉(zhuǎn)折的標志性事件，更推動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轉(zhuǎn)移到海上，由此整合形成的亞洲國際貿(mào)易網(wǎng)，繁盛了一個世紀，為15世紀末東西方文明在海上匯合、一個整體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礎(chǔ)，從而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。
這首先要從鄭和船隊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外交使團，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規(guī)模巨大的官方國際貿(mào)易商團說起。人類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質(zhì)需求，從遠古時候起，“寶”就是人們向往的東西，鄭和船隊出航的大船稱為寶船，顧名思義，是出洋取“寶”的。曾經(jīng)在明宮上演的《奉天命三寶下西洋》雜劇（明趙琦美輯《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》，《古本戲曲叢刊四集》76冊）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。其中將出航目的簡明扼要地表述為“和番”和“取寶”。對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(wù)，后人雖為之揣測紛紜，爭論不休，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：“和番”與“取寶”。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，“和番”就是和平地與海外各國交往；“取寶”，則說明物質(zhì)欲求構(gòu)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。這在明鈔本《國朝典故·瀛涯勝覽》馬敬《序》中，有更明確的表達：“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、宣宗章皇帝，咸命太監(jiān)鄭和率領(lǐng)豪俊，跨越海外，與諸番貨易。其人物之豐偉，舟楫之雄壯，才藝之巧妙，蓋古所未有然也”。
鄭和七次率領(lǐng)的龐大船隊，是和平之師、文明之旅，船上滿載著深受海外各國喜愛與歡迎的絲綢、瓷器、藥材、鐵器等物品，船隊所至，大都是當(dāng)時各國的沿海貿(mào)易港口城市。每到一地，他首先向當(dāng)?shù)貒趸蚯蹰L宣讀明朝皇帝的詔諭，表明中國與各國“共享太平之福”的愿望，隨后當(dāng)?shù)貒趸蚯蹰L遍諭國人來與中國船隊貿(mào)易，鄭和等即用寶船所載各種貨物在當(dāng)?shù)剡M行互市交易。這種通過互市方式進行的貿(mào)易，是建立在雙方互信互惠互利基礎(chǔ)上的平等貿(mào)易，由此，下西洋成為永樂年間幾大工程中惟一有進項的工程。關(guān)于鄭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貿(mào)易活動，《瀛涯勝覽》的作者馬歡親身所到20個國家，除了那孤兒和黎代兩個小國記“土無出產(chǎn)”外，其他18個國家都程度不同地有產(chǎn)品、流通貨幣、度量衡、市場價格以及交易情況的記述，對古里（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）的貿(mào)易場景更是描繪得栩栩如生。
同時，鄭和船隊的貿(mào)易活動在埃及馬木魯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記載（詳見日本學(xué)者家島彥一《鄭和分（舟宗）訪問也門》，《中外關(guān)系史譯叢》第二輯，第55—56頁）。鄭和遠航與滿剌加有著特殊關(guān)系，自第一次下西洋開始，中國——滿剌加——古里是下西洋的主導(dǎo)航線。七下西洋，鄭和每次必到滿剌加。滿剌加國王曾多次親自前來中國，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的一次規(guī)模最大，由拜里迷蘇剌國王親率王妃、王子和陪臣540多人來訪。而永樂皇帝也曾贈與國王船只“歸國守土”。兩國建立的政治上互信、貿(mào)易上互利的友好關(guān)系，成為歷史上國際關(guān)系和平發(fā)展取得雙贏的成功范例。鄭和到滿剌加，給滿剌加帶來了無限商機，滿剌加國王同意鄭和在其國土上建立貨場，用來存放貨物，鄭和船隊的船只分頭出發(fā)到各國進行貿(mào)易，最后都匯合在滿剌加，等待季風(fēng)到來一起回國。滿剌加從“舊不稱國”、“人多以漁為業(yè)”的漁村迅速發(fā)展起來，形成了“中國和遠東的產(chǎn)品與西亞和歐洲的產(chǎn)品進行交換的一個大集市”，這一重要的東西方貿(mào)易中心連接了亞洲、非洲和歐洲，繁榮地存在了一個世紀，直到西方航海東來，才結(jié)束了它的黃金時代。
1511年葡萄牙果阿總督阿豐索·阿爾布克爾克說：“我確實相信,如果還有另一個世界,或者在我們所知道的以外還有另一條航線的話,那末他們必然將尋找到馬六甲來,因為在這里,他們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說得出的任何一種藥材和香料。”（格雷·伯奇編《阿豐索·阿爾布克爾克述評》卷3，英文版第118頁）。通過貿(mào)易活動，不同文明間的對話和交流同時進行著。從葡萄牙人托梅·皮雷斯《東方記》記述的長長的來自亞洲、非洲和歐洲各地的商人名單，可以知道滿剌加作為東西方文明互動中心是名副其實的。鄭和七下西洋，促成了滿剌加的興起，也有力地推動了世界文明互動中心從大陸轉(zhuǎn)移海上。滿剌加的崛起，就是東南亞的崛起，也就是海洋的崛起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標志著人類文明史上從陸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轉(zhuǎn)的重大轉(zhuǎn)折，導(dǎo)致了自古以來位于亞歐大陸的文明互動中心遷徙到海上，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空間轉(zhuǎn)換。人類歷史不是開始于一個整體的世界，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，是人類文明史極大發(fā)展的結(jié)果。
正是在15世紀出現(xiàn)的東西方向海洋不斷探索的進程，最終使人類匯合在一個整體世界之中。在15世紀初，史無前例的鄭和七下西洋，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，走向海洋，從“西域”到“西洋”，標志中國對外交往發(fā)生從陸向海的重大轉(zhuǎn)折，也標志人類交往發(fā)生從陸上向海上的重大轉(zhuǎn)折，促成世界文明互動中心脫離了亞歐大陸，轉(zhuǎn)移到海上；一個海洋的時代宣告到來，也最終決定了世界的走向。到15世紀末，葡萄牙人航海東來，無獨有偶，登陸地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，也即卡利卡特。隨后，葡萄牙人沿著鄭和的海上航線，追尋到馬六甲，東西方在海上匯合，一個整體的世界在海上形成。就此意義而言，鄭和遠航是古代傳統(tǒng)的一次歷史性總結(jié)，同時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，在世界文明史上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