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邢義田教授的測算,如果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一如江蘇東海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的書寫形式,每簡38字左右,則全書130篇,52.65萬字,需要竹簡13855枚。“以木簡的重量計,則達(dá)43.7~48.1 據(jù)考證秦始皇的閱讀速度和閱讀量驚人的詩文(0篇)
按照邢義田教授的測算,如果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一如江蘇東海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《孫臏兵法》的書寫形式,每簡38字左右,則全書130篇,52.65萬字,需要竹簡13855枚。“以木簡的重量計,則達(dá)43.7~48.1公斤,甚至55.9公斤。如以新鮮的竹簡計,則達(dá)58.33公斤;用新鮮紅柳簡則更重達(dá)101.62公斤。”在紙發(fā)明和普及之前,簡牘作為主要書寫材料,其體積和重量造成的書寫、閱讀和保存的不便,是人們可以想象得到的,然而其具體情形,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。邢義田教授的工作,使我們對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細(xì)節(jié)有了接近歷史真實的認(rèn)識。
司馬遷在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(jì)》中有這樣的文字:“天下之事,無大小皆決于上。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”說秦始皇專權(quán)獨(dú)斷,行政事務(wù)無論大事小事都親自裁決,甚至用“衡石”計算處理的文書,每天有明確的定額,不完成定額不得休息。“衡石”,唐代學(xué)者裴骃《史記集解》的解釋是:“石,百二十斤。”張守節(jié)《史記正義》則說:“衡,秤衡也。言表箋奏請,秤取一石,日夜有程期,不滿不休息。”衡,是當(dāng)時的計重裝置。我們經(jīng)??梢钥吹降那赝醭你~權(quán)、鐵權(quán)等,其實是用于“衡石量”的。這種“權(quán)”,不可以誤解為秤砣。它們其實類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碼。“衡”的使用形式,正類似于天平。秦始皇每天處理文書的“呈”或者“程”,也就是定額,按照張守節(jié)《史記正義》的理解,是“秤取一石”。后來的人們大都認(rèn)同這樣的分析。范文瀾先生就此寫道:“秦始皇規(guī)定一天看章奏(竹簡)一百二十斤(秦一斤合今半市斤),不看完不休息。”(《中國通史》第二冊,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,第4頁)其實,“以衡石量書”,應(yīng)當(dāng)理解為用“衡石”為文書測重,“書”的重量,可以是一石,當(dāng)然也可能是二石、三石。
即使按照“秤取一石”理解,“石,百二十斤”。秦權(quán)一斤的單位量值在250克左右(巫鴻:《秦權(quán)研究》,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79年4期),確實可以說是“秦一斤合今半市斤”。計量史家依據(jù)對有自重刻銘的秦權(quán)實物的實測數(shù)據(jù),得知平均為257克(丘光明:《中國歷代度量衡考》,科學(xué)出版社1992年8月版,第394頁)。“百二十斤”則為30.8公斤。參照邢義田先生對于書寫《史記》竹簡重量幾種推算的平均數(shù)51.015公斤,如果秦始皇批閱的文書用同樣的每簡38字的形式書寫,則“石,百二十斤”的篇幅可以書寫31.79萬字。
秦始皇“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,每天必須處理的“書”,竟然超過30萬字。這真是驚人的閱讀量!秦漢時期表現(xiàn)出神奇的閱讀速度的記錄,還有張松故事。
曹操會見劉璋的使節(jié)張松,未予禮遇。曹操屬下高級文官楊修卻深心器重張松的才華。楊修將曹操撰寫的兵書向張松展示,“松晏飲之間一看便暗誦。”(《說郛》卷五八上陳壽《益都耆舊傳》)這個故事,《太平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這樣的類書,都作為“強(qiáng)記”也就是記憶力奇好的典型。宋人周密《癸辛雜識》續(xù)集卷下?lián)朔Q張松為“世俗命強(qiáng)記者”。然而宴飲之間就能讀完一部兵書,首先表現(xiàn)出的是閱讀速度的優(yōu)異?!度龂萘x》第六十回《張永年反難楊修,龐士元議取西蜀》又予以文學(xué)渲染。羅貫中筆下,張松和楊修有這樣的對話:“修曰:‘公居邊隅,安知丞相大才乎?吾試令公觀之。’呼左右于篋中取書一卷,以示張松。松觀其題曰《孟德新書》。從頭至尾,看了一遍,共十三篇,皆用兵之要法。松看畢,問曰:‘公以此為何書耶?’修曰:‘此是丞相酌古準(zhǔn)今,仿《孫子》十三篇而作。公欺丞相無才,此堪以傳后世否?’松大笑曰:‘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,亦能暗誦,何為《新書》?此是戰(zhàn)國時無名氏所作,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,止好瞞足下耳!’修曰:‘丞相秘藏之書,雖已成帙,未傳于世。公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,何相欺乎?’松曰:‘公如不信,吾試誦之。’遂將《孟德新書》,從頭至尾,朗誦一遍,并無一字差錯。修大驚曰:‘公過目不忘,真天下奇才也!’后人有詩贊曰:古怪形容異,清高體貌疏。語傾三峽水,目視十行書。……”后來曹操得知此事,說:“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?”于是“令扯碎其書燒之。”《三國演義》淡化了“晏飲之間”的情節(jié),也消弱了張松才能的感染力。不過,贊詩中所謂“目視十行書”,卻是直接肯定了張松的閱讀速度的。試想一頓飯的工夫能夠?qū)⒁徊?ldquo;十三篇”的軍事學(xué)著作“從頭至尾,看了一遍”,閱讀速度確實非同一般。
張松讀《孟德新書》的效率,也許和秦始皇“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的情形有所類同。
20世紀(jì)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實踐影響中國歷史的偉人,在他的詩詞名句中說到“惜秦皇漢武,略輸文采”。討論秦始皇的“文采”,資料尚不充備。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漢武帝,實際上是自有“文采”的。班固《漢書·武帝紀(jì)》稱贊漢武帝的“雄才大略”,但是批評他沒有繼承“文景之恭儉”。對于他的武功,除了“舉其俊茂,與之立功”句中的“立功”二字可以理解為一種暗示以外,似乎不愿評價。按照趙翼的說法,“是專贊武帝之文事,而武功則不置一詞。”漢武帝不僅在文化建設(shè)方面確實有特別顯著的功績,他本人的“文采”,歷代也多有學(xué)者加以贊揚(yáng)。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卷四有“漢帝多自作詔”一條,其中說到“漢詔最可觀,至今猶誦述”,文辭“可觀”,古今“誦述”的詔書中,有的是“天子自作”。他舉的第一個例子,就是漢武帝。這或許也是班固所說“號令文章,煥焉可述”的表現(xiàn)之一。《文選》中列有多種文體的作品,其中“詔”一類只收錄了兩篇,都是漢武帝所作。此外,他“深陳既往之悔”(《漢書·西域傳下》),沉痛檢討政治過失的著名的“輪臺詔”,顯然也是絕不可能由別人代筆的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關(guān)于賦的記錄中,有“上所自造賦二篇”。唐代學(xué)者顏師古以為這里所說的“上”,就是漢武帝。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四》著錄“《漢武帝集》一卷”,《舊唐書·經(jīng)籍志下》和《新唐書·藝文志四》著錄“《漢武帝集》二卷”,更是歷經(jīng)了六七百年時代檢驗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遺存,自有值得肯定的價值。自先秦至于兩漢諸多帝王,只有漢武帝一人有這樣的光榮?!段倪x》卷四五收錄了署名“漢武帝”的《秋風(fēng)辭》:“秋風(fēng)起兮白云飛,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蘭有秀兮菊有芳,攜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樓船兮濟(jì)汾河,橫中流兮揚(yáng)素波。簫鼓鳴兮發(fā)棹歌,歡樂極兮哀情多。少壯幾時兮奈老何!”《秋風(fēng)辭》字句之中楚風(fēng)飽滿,因此有人說“漢武帝《秋風(fēng)辭》足跡騷人”(《漁洋詩話》卷下)。又有人說“至漢武帝賦《柏梁》詩而七言之體具”(〔唐〕元?。骸短乒使げ繂T外郎杜君墓系銘》),“七言起于漢武《柏梁》詩”(〔元〕吳皋:《吾吾類稿·原敘》),從另一個方面指出了漢武帝開創(chuàng)一種新詩體的功績?! ∵@位頗有“文采”的漢武帝,也有一個涉及閱讀速度的故事。
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寫道:“朔初入長安,至公車上書,凡用三千奏牘。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,僅然能勝之。人主從上方讀之,止,輒乙其處,讀之二月乃盡。”漢武帝連續(xù)多日閱讀這“兩人共持舉其書,僅然能勝之”,即兩個人才能勉強(qiáng)抬得動的“奏牘”,每天中止之處,都認(rèn)真作了記號,隨后再從標(biāo)識記號的地方接著讀,一直讀了“二月”方才結(jié)束。東方朔上書“用三千奏牘”,邢義田先生分析說,“如果東方朔不用牘而用簡,三千簡大約重9491.825公克,或9.5公斤左右。”“如果東方朔是用較簡為寬的木牘,三千牘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幾倍。”假設(shè)東方朔上書用簡,重9.5公斤,依然參照邢義田先生測算書寫《史記》竹簡重量51.015公斤這一平均數(shù),東方朔上書字?jǐn)?shù)應(yīng)大略為《史記》的18.62%,也就是9.8萬字左右。漢武帝讀這些文字用了兩個月的時間,每天平均的閱讀量不足1.7千字。這自然與這位“雄才大略”的帝王政務(wù)繁忙與興趣廣泛有關(guān)??磥恚瑑H僅就東方朔上書“讀之二月乃盡”的故事,是不可以討論漢武帝的閱讀速度的?! ∨c此形成強(qiáng)烈對比的,是同樣“雄才大略”,同樣日理萬機(jī)的秦始皇,每天處理公文的數(shù)量定額竟然超過30萬字。
進(jìn)行這樣的比較,其實應(yīng)當(dāng)注意到如下事實:秦始皇 “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”,正是履行軍政管理的常規(guī)性的工作。而漢武帝的日常生活,也會有這樣的辦公內(nèi)容的。他閱讀東方朔“奏牘”,其實可以理解為“業(yè)余”在讀“閑書”。此外,漢武帝對于東方朔上書,看來是在一字一句仔細(xì)地讀,“讀之,止,輒乙其處”。而秦始皇處理公務(wù),一定是有主與次、重與輕、詳與略的區(qū)別的。作為最高執(zhí)政者,即使“天下之事,無大小皆決于上”,也不可能對所有的上奏文牘一一詳盡研讀。另外,人們還會想到,司馬遷的記錄,是不是能夠完全確信呢?
在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(jì)》中,“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這番話,是出自反對派方士之口。司馬遷是這樣記述的:“侯生、盧生相與謀曰:‘始皇為人,天性剛戾自用,起諸侯,并天下,意得欲從,以為自古莫及己。專任獄吏,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,特備員弗用。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,倚辨于上。上樂以刑殺為威,天下畏罪持祿,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,下懾伏謾欺以取容。秦法,不得兼方不驗,輒死。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,皆良士,畏忌諱諛,不敢端言其過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,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貪于權(quán)勢至如此,未可為求仙藥。’于是乃亡去。”涉及秦始皇公文閱讀速度的關(guān)于這位帝王工作作風(fēng)的評論,是和對暴政酷刑的批評一同發(fā)表的。隨后侯生、盧生逃亡。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。他說:“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,今乃誹謗我,以重吾不德也。諸生在咸陽者,吾使人廉問,或為訞言以亂黔首。”隨后竟然引起了坑儒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,“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,諸生傳相告引,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,皆坑之咸陽,使天下知之,以懲后。”
侯生、盧生關(guān)于“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的議論,究竟是不是“誹謗”之辭呢? 秦始皇所謂“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”,應(yīng)當(dāng)指的是“專任獄吏”,“樂以刑殺為威”,“不聞過而日驕”一類指責(zé)。就現(xiàn)有資料分析,沒有理由判定“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”這樣的未必可以歸結(jié)為“不德”的批評是“誹謗”性語言。侯生、盧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場出發(fā),從神秘主義文化的視角,以為“貪于權(quán)勢至如此,未可為求仙藥”。所謂“上至以衡石量書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,很可能只是對秦始皇行政風(fēng)格的客觀性的描述。這一情形,其實和秦始皇瑯邪刻石自我標(biāo)榜諸言辭中所謂“皇帝之功,勤勞本事”,“憂恤黔首,朝夕不懈”,“細(xì)大盡力,莫敢怠荒”的說法大體一致的。他的政治目標(biāo),可能確實是要實現(xiàn)會稽刻石所謂“皇帝并宇,兼聽萬事,遠(yuǎn)近畢清;運(yùn)理群物,考驗事實,各載其名;貴賤并通,善否陳前,靡有隱情”的境界。
應(yīng)當(dāng)承認(rèn),秦始皇有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惡,有嚴(yán)刑酷斂的暴行,又有種種政治失誤,使得“百姓怨望而海內(nèi)畔”,“斬木為兵,揭竿為旗,天下云集響應(yīng),贏糧而景從,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”(賈誼:《過秦論》),演出了其興也勃,其亡也忽的歷史。但是在中國古代帝王中,他確實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。即使他對下級繁多的上報文書或者只是大致瀏覽,或者只是擇要批復(fù),31.79萬字的總數(shù)量,以“日夜”在文案旁工作12小時計算,每小時過目的文字?jǐn)?shù)量也平均在2.65萬左右。這樣的工作量導(dǎo)致的勞累可以想見。所謂“朝夕不懈”,所謂“莫敢怠荒”,果然不是虛言。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節(jié)奏,也可以因此有所體現(xiàn)。不僅秦始皇處理公文的效率十分驚人,他在相當(dāng)艱險的交通條件下多次辛苦出行,“親巡天下,周覽遠(yuǎn)方”(秦始皇會稽刻石)的實踐,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謂“皇帝之功,勤勞本事”的行政史的實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