譯文

　　籌劃國家大事的人，常注重艱難危險的一面，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，防范隨時會出現(xiàn)的可怕事件，而遺漏不足疑慮的事件。然而，災(zāi)禍常常在疏忽之際發(fā)生，變亂常常在不加疑慮的事上突起。難道是考慮得不周到嗎？大凡智力所能考慮到的，都是人事發(fā)展理應(yīng)出現(xiàn)的情況，而超出智力所能達到的范圍，那是天道的安排呀！

　　秦始皇剿滅諸侯，統(tǒng)一天下后，認為周朝的滅亡在于諸侯的強大，于是改封建制為郡縣制。滿以為這樣一來就會根除戰(zhàn)爭動亂，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，卻不知漢高祖在鄉(xiāng)野間崛起，最終顛覆了秦朝的江山。漢王室鑒于秦朝的孤立無輔，大肆分封兄弟、子侄為諸侯，自以為憑著同胞骨肉的親情，可以共輔江山，不生變亂，然而吳王劉濞等七國還是萌生了弒君篡位的陰謀野心。漢武帝、漢宣帝之后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土地，削弱他們的勢力，這樣便以為平安無事了，沒想到外戚王莽最終奪取了漢家的皇位。光武帝劉秀借鑒了西漢（哀、平）的教訓(xùn)，曹魏借鑒了東漢的教訓(xùn)，西晉借鑒了曹魏的教訓(xùn)，各自借鑒其前代的教訓(xùn)而進行防備，可他們滅亡的根由，都在防備的范圍之外。

　　唐太宗聽傳言說：將有帶“武”字的人殺戮唐室子孫，便將可疑之人找出來統(tǒng)統(tǒng)殺掉?？晌鋭t天每天侍奉在他身邊，卻怎么也沒想到她。宋太祖看到五代的節(jié)度可以制伏君王，便收回節(jié)度使的兵權(quán)，使其力量削弱，容易對付，哪料想子孫后代竟在敵國的困擾下逐步衰亡。這些人都有著超人的智慧，蓋世的才華，對國家亂亡的誘因，他們可謂考慮得細致，防范得周密了，然而，思慮的重心在這邊，災(zāi)禍卻在那邊產(chǎn)生，最終免不了滅亡，為什么呢？或許智力謀劃的只是人事的因素，卻無法預(yù)測天道的安排。良醫(yī)的兒子難免會病死，良巫的兒子難免死于神鬼，難道是善于救助別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嗎？這是善于謀劃人事而不善于謀利天道??！

　　古代的圣人，知道國家將來的變化，不是人的智謀能考慮周全的，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，不敢濫用限謀詭計，只是積累真誠，用大德來感動天心，使上天顧念他（對百姓）的恩德，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不忍心舍棄。盡管他的子孫有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，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其家國，這才是思慮得深遠呀！假如不能用大德贏得天心，僅憑著微不足道的智謀，包攬?zhí)煜碌氖聞?wù)，想使國家沒有希望危亡，這從道理上是講不過去的，難道天意會如此安排嗎？

注釋

（1）滅諸侯：指秦先后滅韓、魏、楚、趙、燕、齊六國。

（2）封建，指自周以來的分封制?？たh：秦統(tǒng)一中國后，實行中央集權(quán)制，將全國分為三十六郡，郡下設(shè)縣，郡縣長官，均由中央任免。

（3）漢帝：指漢高祖劉邦。起隴畝之中，劉邦出身農(nóng)民家庭。起兵反秦前，只做過鄉(xiāng)村小吏“泗水亭長”。隴，田壟。

（4）建庶孽：指漢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諸侯王。

（5）七國：指漢高祖所分封的吳、楚、趙、膠東、膠西、濟南、臨淄七個同姓諸侯王。篡弒之謀：漢景帝在位時，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，以誅晁錯為名，舉兵叛亂。

（6）王莽：西漢末年外戚，逐漸掌權(quán)后稱帝，于公元九年改國號為新。祚（zuò做）：皇位。

（7）光武：東漢光武帝劉秀。哀、平：西漢末年的哀帝劉欣、平帝劉衎。

（8）晉：指西晉。

（9）唐太宗：李世民。武氏之殺其子孫：648年（貞觀二十二年），民間流傳《秘記》說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。”太宗問太史令李淳風(fēng)，答道：“臣仰觀天象，俯察歷數(shù)，其人已在陛下宮中，不過三十年，當(dāng)王天下，殺唐子孫殆盡?！?/p>

（10）武氏：指武則天，她十四歲被唐太宗選入宮中為才人。高宗時立為皇后，參預(yù)朝政。中宗即位，臨朝稱制。次年廢中宗，立睿宗。689年（載初元年）又廢睿宗，自稱圣神皇帝，改國號為周。她執(zhí)政數(shù)十年間，屢興大獄，冤殺許多李唐宗室和朝臣。

（11）宋太祖：趙匡胤，宋朝開國皇帝。五代方鎮(zhèn)：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、后唐李存勖、后晉石敬瑭、后漢劉知遠、后周郭威等擁有兵權(quán)的藩鎮(zhèn)。

　　這是一篇史論。作者列舉歷代興亡的史實，指出歷代君王僅僅片面地吸取前代滅亡的教訓(xùn)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蓋的問題，但卻將原因歸結(jié)為非人智能所慮及的天意。論證“禍常發(fā)于所忽之中，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”，目的在于給明代統(tǒng)治者提供歷史教訓(xùn)，使之“深慮”長治久安的道理，并采取相應(yīng)的辦法。

　　本文系針對明初的政治形勢而提出的治國方略。明代建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和加強統(tǒng)治，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從而在發(fā)展生產(chǎn)、繁榮經(jīng)濟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。但是，在“盛世”之下決不能掉以輕心，要注意潛在的危機。作者就歷代興衰的史實，提出了有關(guān)長治久安的積極性的建議。

　　文章的開始先從“禍常發(fā)于所忽之中，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”談起，并把這種現(xiàn)象和天道掛上了鉤，這是作者立論的核心。在作為全文重點的第二段中，作者列舉了大量史實，從秦始皇一直談到了宋太祖，其用意也是為了證明上述觀點的正確性。應(yīng)該說，這些翔實的歷史經(jīng)驗是可信的，是有強烈的說服力的。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就在作者寫作本文后不久，明朝就發(fā)生了“亂”。明太祖死后，其孫建文帝即位，由于和某些親王產(chǎn)生了矛盾，終于導(dǎo)致了“靖難之變”，方孝孺本人也死在這次動亂之中。從這一點來看，作者還是有一定的預(yù)見性的。第三段是全文的總結(jié)，作者再一次點明全文的主旨。在語言的運用上，作者盡量發(fā)揮了他那犀利而堅定的文風(fēng)，做到了既能說理透徹，又能通俗易曉，這在他評論前代帝王時可以充分看出。

　　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，作者對“天道”的理解還帶有一定的宿命論的色彩。“不可以謀天”的提法實際上就是“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、“盡人事以聽天命”的消極態(tài)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