韻譯

猿鳥猶疑是驚畏丞相的嚴明軍令，

風云常常護著他軍壘的藩籬欄柵。

諸葛亮徒然在這里揮筆運籌劃算，

后主劉禪最終卻乘坐郵車去投降。

孔明真不愧有管仲和樂毅的才干。

關(guān)公張飛已死他又怎能力挽狂瀾？

往年我經(jīng)過錦城時進謁了武侯祠，

曾經(jīng)吟誦了梁父吟為他深表遺憾！

注解

籌筆驛：舊址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?！斗捷泟儆[》：“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北九十九里，蜀諸葛武侯出師，嘗駐軍籌劃于此?！?/p>

猿鳥句：諸葛亮治軍以嚴明稱，這里意謂至今連魚鳥還在驚畏他的簡書。疑：驚。簡書：指軍令。古人將文字寫在竹簡上。

儲胥：指軍用的籬柵。

上將：猶主帥，指諸葛亮。

降王：指后主劉禪。走傳車：公元263年（魏元帝景元四年），鄧艾伐蜀，后主出降，全家東遷洛陽，出降時也經(jīng)過籌筆驛。傳車：古代驛站的專用車輛。后主是皇帝，這時卻坐的是傳車，也隱含諷喻意。

管：管仲。春秋時齊相，曾佐齊桓公成就霸業(yè)。樂：樂毅。戰(zhàn)國時人，燕國名將，曾大敗強齊。原不忝：真不愧。諸葛亮隱居南陽時，每自比管仲、樂毅。

他年：作往年解。錦里：在成都城南，有武侯祠。

梁父吟：兩句意謂，往年曾謁錦里的武侯祠，想起他隱居時吟詠《梁父吟》的抱負，不曾得到舒展，實在令人遺憾。

　　大中十年（856年）冬，李商隱罷梓州幕隨柳仲郢回長安，途經(jīng)籌筆驛而作的一首詠懷古跡的詩。詩中極力推崇諸葛亮才比管仲、樂毅，卻未能完成統(tǒng)一大業(yè)，后主劉禪終于成為亡國之君，自是遺恨千古。這沉痛的歷史慨嘆，和晚唐政局相關(guān)。沉郁悲壯，韻唱深至。

　　籌筆驛，古地名，舊址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。相傳三國時蜀漢諸葛亮出兵伐魏，曾駐此籌畫軍事。很多詩人留下了以籌筆驛為題材的懷念諸葛亮的作品。公元855年（大中九年）李商隱罷梓州幕隨柳仲郢回長安，途經(jīng)此驛，寫下這首詠懷古跡的詩篇。此詩同多數(shù)憑吊諸葛亮的作品一樣，頌其威名，欽其才智；同時借以寄托遺恨，抒發(fā)感慨。不過此篇藝術(shù)手法上，議論以抑揚交替之法，襯托以賓主拱讓之法，用事以虛實結(jié)合之法，別具一格。

　　詩寫諸葛亮之威、之智、之才、之功，不是一般的贊頌，而是集中寫“恨”字。為突出“恨”字，作者用了抑揚交替的手法。首聯(lián)說猿鳥畏其軍令，風云護其藩籬，極寫其威嚴，一揚；頷聯(lián)卻言其徒有神智，終見劉禪投降，長途乘坐驛車，被送往洛陽，蜀漢歸于敗亡，一抑；頸聯(lián)出句稱其才真無愧于管仲、樂毅，又一揚；對句寫關(guān)羽、張飛無命早亡，失卻羽翼，又一抑。抑揚之間，似是“自相矛盾”，實則文意連屬，一以貫之。以其威智，霸業(yè)理應可成，然而時無英主，結(jié)果社稷覆亡，一恨；以其才略，出師理應告捷，然而時無良將，結(jié)果未捷身死，又一恨。末聯(lián)“他年錦里經(jīng)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馀?！笔钦f，昔日經(jīng)過錦里（成都城南）諸葛武侯廟時，吟哦諸葛亮的《梁父吟》，猶覺遺恨無窮。而所謂“恨”，既是寫諸葛亮之“遺恨”，又是作者“隱然自喻”。以一抑一揚的議論來表現(xiàn)“恨”的情懷，顯得特別宛轉(zhuǎn)有致。

　　古典詩歌中，常有“眾賓拱主”之法。李商隱這首詩的首聯(lián)，用的就是這種手法。出句“猿鳥猶疑畏簡書”。是說，猿（一本作“魚”）和鳥都畏懼諸葛亮的軍令，說明軍威尚存；對句“風云長為護儲胥”是說，風云還在護衛(wèi)諸葛亮的營壘，說明仍有神助。正如范仲溫《詩眼》所說的：“惟義山‘魚鳥’云云，‘簡書’蓋軍中法令約束，言號令嚴明，雖千百年之后，‘魚鳥’猶畏之；‘儲胥’蓋軍中藩籬，言忠義貫于神明，‘風云’猶為護其壁壘也。誦此兩句，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?！边@里沒有直接刻畫諸葛亮，只是通過猿（魚）鳥風云的狀態(tài)來突出諸葛亮的善于治軍。猿鳥風云的狀態(tài)在作者想象中，是由諸葛亮引起的反應，這些都作為“賓”，用以突出諸葛亮軍威這個“主”。這些作為賓的自然景物。是擬人化，有某種特別的象征意義。猿鳥風云，作為籌筆驛的實景，還起到渲染氣氛的作用，使人有肅穆之感；但是并不是單純的氣氛描寫，而是化實為虛，實景虛用，以賓拱主，直接突出“孔明風烈”這一主體。

　　李商隱好用典故。宋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七云：“李商隱詩好積故實。”他愛把古人羅致筆下，自由驅(qū)使，不問時代先后，都可以在他的詩境中同時出現(xiàn)?！肮軜酚胁耪娌汇?，關(guān)張無命欲何如”，此題所詠乃諸葛亮，則此聯(lián)對句中的關(guān)羽、張飛為其同時人，是今；管仲是春秋時人，樂毅是戰(zhàn)國時人，遠在三國之前，是古。用事以古今成對，出句以古人比擬諸葛亮，對句實寫諸葛亮同時人關(guān)、張，即以古對今，以虛對實，而且對得極為自然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為諸葛亮“每自比于管仲、樂毅”（《三國志·蜀書·諸葛亮傳》），故以管仲、樂毅直指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，所以所謂“管樂”可以說雖“古”猶“今”，雖“虛”猶“實”，與關(guān)、張對舉，可稱為“奇”，然而卻又不足為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