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詠荊軻鑒賞

原文

燕丹善養(yǎng)士,志在報強(qiáng)嬴。

招集百夫良,歲暮得荊卿。

君子死知己,提劍出燕京;

素驥鳴廣陌,慷慨送我行。

雄發(fā)指危冠,猛氣沖長纓。

飲餞易水上,四座列群英。

漸離擊悲筑,宋意唱高聲。

蕭蕭哀風(fēng)逝,淡淡寒波生。

商音更流涕,羽奏壯士驚。

心知去不歸,且有后世名。

登車何時顧,飛蓋入秦庭。

凌厲越萬里,逶迤過千城。

圖窮事自至,豪主正怔營。

惜哉劍術(shù)疏,奇功遂不成。

其人雖已沒,千載有馀情。

賞析

  關(guān)于荊軻之事,《戰(zhàn)國策·燕策》與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都有記載,其基本情節(jié)是相似的。陶淵明的這首詩顯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,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復(fù)述這一歷史故事。

  詩的頭四句,從燕太子丹養(yǎng)士報秦(報,報復(fù)、報仇之意),引出荊軻。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,燕丹謀于太傅鞫武,鞫武薦田光,田光薦荊軻,燕丹得識荊軻,奉為“上卿”等等經(jīng)過,而且,一開始便將人物(荊軻)置于秦、燕矛盾之中,又因?yàn)檫@個人物是最出眾、最雄俊的勇士(百夫良,超越百人的勇士),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(燕)的希望之所托。那么,故事的背景,人物的位置,及其肩負(fù)之重任,大體都已亮出,所以說這四句是“已將后事全攝”。正因?yàn)槿绱?,矛盾的發(fā)展,人物的命運(yùn)等等懸念,也就同時緊緊地系在讀者的心上。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,在臨行前,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,而“太子遲之,疑其改悔”,引起荊軻怒叱太子,且在一怒之下,帶著并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。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(jié),而代之以“君子死知己,提劍出燕京”。這后一句逗出下文,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(hù)了燕丹的過失,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“善養(yǎng)士”相呼應(yīng)。既使得內(nèi)容和諧統(tǒng)一,一氣貫注,也使得筆墨集中,結(jié)構(gòu)渾成。易水餞行,《戰(zhàn)國策》與《史記》是這么寫的:“遂發(fā),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,皆白衣冠以送之……”,由平緩而漸趨激昂。詩人則不然,他首先插入:“素驥鳴廣陌,慷慨送我行”。素驥,白馬。馬猶如此,人就自不待言了,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(fā)起來了。因而“雄發(fā)”二句的刻畫——頭發(fā)直豎,指向高高的帽子;雄猛之氣,沖動了系冠的絲繩——雖不無夸張,但卻由于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。易水餞別,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。高漸離、宋意……一時燕國的豪杰,都列坐在餞席之上。寒水哀風(fēng),擊筑高歌,聲色俱現(xiàn),情景相生,送者、行者,無不熱血沸騰,慷慨流涕。“心知去不歸,且有后世名”。又一筆折到行者,道出了行者的決心,寫出了行者的氣概,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。“登車”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,飛車入秦。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,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(xiàn)。其中“凌厲”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,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,使人物迅逼秦廷,把情節(jié)推向高潮,扣人心弦。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,鋪敘得排蕩淋漓,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,卻是惜墨如金,只用了兩句話——“圖窮事自至,豪主正怔營”。前一句洗練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、刺殺秦王的計(jì)謀,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,后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,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,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,則只字不提,其傾向之鮮明,愛憎之強(qiáng)烈,自在不言之中。作者以有限的篇幅,再現(xiàn)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,也表現(xiàn)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(chuàng)造的才能。詩的最后四句,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,詩人一面惋惜其“奇功”不成,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,在惋惜和贊嘆之中,使這個勇于犧牲、不畏強(qiáng)暴的形象,獲得了不滅的光輝、不朽的生命??梢钥吹贸鲈娙耸且燥栒焊星榈墓P觸,寫下了這個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結(jié)尾。正如張玉谷說的:“既惜之,復(fù)慕之,結(jié)得摶捖有力,遂使通首皆振得起”(《古詩賞析》)。

  發(fā)思古之幽情,是為了現(xiàn)實(shí)。不過這“現(xiàn)實(shí)”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(如一些論者所言,這首詩是詩人出于“忠晉報宋”而作),為什么呢?首先,因?yàn)樘諟Y明反復(fù)地說過:“少時壯且厲,撫劍獨(dú)行游。誰言行游近,張掖至幽州”(《擬古》之八);“憶我少壯時,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,騫翮思遠(yuǎn)翥”(《雜詩》之五)。這使我們看到在作者的生活、志趣和性格中,也早已具有著豪放、俠義的色彩。其次,詩人也曾出仕于晉,不過他說這是“誤落塵網(wǎng)中,一去十三年”(《歸田園居五首》),悔恨之情溢于言表,足見“晉”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國,當(dāng)然“宋”亦如此。這些都是我們不必將《詠荊軻》的作意膠柱于“忠晉報宋”的理由。詩人一生“猛志”不衰,疾惡除暴、舍身濟(jì)世之心常在,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(shù)折光。說得簡單一點(diǎn),便是借歷史之舊事,抒自己之愛憎,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吧。是的,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,此亦有詩為證:“陶潛詩喜說荊軻,想見《停云》發(fā)浩歌。吟到恩仇心事涌,江湖俠骨恐無多?!?龔自珍《己亥雜詩》) (趙其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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